全球史視野下 中俄茶葉之路的變遷

從茶路變遷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時空契合點來分析，筆者認為可以將這一變遷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492年到1840年，通過以恰克圖為中心的中俄茶路，中國向外輸出絲綢和茶葉等大宗商品，東方文明與科技借貿易通道自東向西擴散，助推了歐洲社會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變；第二階段從1840年到1900年，逐漸形成以漢口為中心的中俄茶路，歐洲國家通過全球殖民擴張取得支配性的經濟優(yōu)勢，東方“朝貢貿易體系”被西方“世界貿易體系”取而代之，國際茶葉貿易的繁榮實際上加重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危機；第三階段從1900年到1945年，以西伯利亞鐵路為主線的中俄茶路，其特征為發(fā)達國家與欠發(fā)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不斷擴大，西方列強對殖民地的經濟控制不斷加強，此時的華茶在國際市場上被邊緣化。

第一階段，以恰克圖為中心的中俄茶路

地理大發(fā)現(xiàn)以后，以地中海體系、印度洋體系為中心的傳統(tǒng)貿易格局被打破，歐洲人建立了大西洋體系，開辟了東西方海上航線，逐漸將世界連成一體。這種貿易空間范圍的變化，對世界貿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7世紀，茶葉開始取代絲綢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流入的白銀對中國明清兩代經濟和人口的迅速擴張起了助推作用，加強了本應受到沖擊的朝貢貿易體系的承受能力；在歐洲，亞洲的茶葉與非洲的咖啡、美洲的巧克力一起成為中產階級的“興奮劑”，醞釀著工業(yè)時代來臨前的變革。

16世紀后半葉，俄國向亞洲的殖民擴張可視為15—16世紀地理大發(fā)現(xiàn)之延續(xù)，所造成的地理和國際格局變化，包括俄國對西伯利亞地區(qū)的征服，以及與中國的接壤。1689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正式許可兩國貿易往來。同年，俄羅斯西界對歐洲經濟開放，東西方的貿易聯(lián)系進一步加強。來到西伯利亞收購皮毛的俄商，發(fā)現(xiàn)中國的磚茶在這里可作貨幣使用，于是在邊境大量采購磚茶；進京的商隊也將為數(shù)不多的散茶帶到莫斯科、下諾夫哥羅德等地。隨著俄國經濟的發(fā)展，對中貿易需求不斷擴大，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形成以恰克圖為中心的中俄邊境互市。至18世紀末，“武夷茶”取代“南京布”成為恰克圖市場上的主要商品，茶葉從武夷茶區(qū)運至恰克圖市場交易，再穿越俄屬西伯利亞，最終抵達圣彼得堡，甚至遠赴歐洲。19世紀中期，茶葉占中俄貿易的比重一度高達94.9%，俄國成為僅次于英國的華茶第二大進口國。面對白銀外流的壓力，俄政府曾在1800年頒布法令，規(guī)定恰克圖市場上俄商只能進行易貨貿易，從而實現(xiàn)了俄國由原料（毛皮）出口向工業(yè)制成品（呢絨、棉布）出口的產業(yè)結構升級。

與穿越地中海的絲綢之路，以及繞過好望角的海上商路相比，以恰克圖為中心的“萬里茶道”是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延伸，而非東西方遠距離貿易的組成部分。正如1792年《恰克圖市約》所言，“恰克圖互市于中國初無利益，大皇帝普愛眾生，不容爾國小民困窘，……是以允行”。這種帶有恩惠性質的貿易是中國“以茶治邊”政治邏輯的延續(xù)，更多具有外交特質而非經濟屬性。直到鴉片戰(zhàn)爭以后，英國打開了中國通商的大門，中國被卷入全球市場經濟，俄國才得以擺脫貿易附屬地位，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逐步掌握中俄茶貿的主導權，茶葉之路也隨之變遷。

第二階段，以漢口為中心的中俄茶路

隨著第一次工業(yè)革命的發(fā)生和擴散，西方開始成為世界經濟的領跑者，并在政治、軍事方面取得世界霸權，將欠發(fā)達地區(qū)和國家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或附屬國。當茶葉從中國源源不斷地輸往歐洲，歐洲的工業(yè)制成品也開始尋求進入中國市場的途徑：英國商人在武力侵略過程中推進經商，強迫中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開放通商口岸；俄國商人則漁翁得利，利用條約體系，排擠華商，攫取貿易利權。

鴉片戰(zhàn)爭后，受到英國紡織品競爭的俄國商品在恰克圖市場嚴重積壓，太平天國運動又導致市場上的茶葉價格高企。1855年，俄政府終于放棄“以貨易貨”政策，致力于通過不平等條約取得貿易優(yōu)勢。隨著《天津條約》《北京條約》與《中俄陸路通商章程》簽訂，俄商得以長驅直入中國內地采購茶葉，在漢口、九江、福州就近制作磚茶回輸俄國，并于新疆、內蒙古一帶沿途灑賣，形成產業(yè)性壟斷。19世紀70年代以后，絕大部分的輸俄茶葉由漢口出發(fā)，經水路運至天津，再走陸路抵達恰克圖。由于享有極優(yōu)惠的稅率，該線的茶葉出口額穩(wěn)居輸俄華茶總額的一半以上，1878年更是占到輸俄華茶的81.9%。

俄國因航運能力不足，直到1870年蘇伊士運河開通，才真正形成一條往返于上?！降滤_的運茶航線，但“因陸路所歷風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經過南洋暑熱，制茶味亦減”，以漢口為中心的水陸聯(lián)運是中俄茶貿的主要路線，“商隊茶”也受到歐洲高端茶葉市場的歡迎。然而，茶葉作為中國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在出口額不斷增加的同時，卻未促成國內的技術突破和工業(yè)革新。究其原因，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強化了中國經濟的欠發(fā)達與依附癥狀，形成“沒有經濟發(fā)展的經濟增長”，導致的結果則是中國朝貢貿易體系土崩瓦解，以及歐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全球擴張。伴隨著全球貿易體系的變遷，中俄茶路也面臨著新的變局。

第三階段，以西伯利亞鐵路為主線的中俄茶路

19世紀后期，西方國家通過向殖民地大量輸出資本和技術，控制殖民地經濟，在便利全球貿易的同時，也吞食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福利。19世紀70年代，英商退出漢口茶市，轉而發(fā)展印度、錫蘭等地的殖民地茶業(yè)，在國際市場上排擠華茶。至1902年，華茶出口萎縮到占世界茶葉市場總量的6.5%。與中歐貿易聯(lián)系疏遠相對應的，是中俄貿易聯(lián)系的加強。1880—1914年間，中國輸往俄國的茶葉增加了近兩倍，占中國全部出口茶葉的一半以上，中國茶業(yè)對俄國市場的依賴程度進一步加深。

1869年橫貫美洲大陸的鐵路貫通，以及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的鋪設完成，打開了大陸經濟開發(fā)的新大門，東西方貿易向北美太平洋一帶分流。俄國位于歐亞之間，得益于歐洲經濟技術的外溢，在亞洲享有一定的區(qū)域性優(yōu)勢。為了完成在遠東地區(qū)的擴張，同時壟斷歐亞貿易，俄國決意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并力圖建立中俄同盟。時逢甲午戰(zhàn)敗，清政府迫于壓力，與俄簽訂《中俄密約》，同意俄國在中國境內建造中東鐵路。1905年，西伯利亞大鐵路全線貫通，華茶從臨近中國產茶區(qū)的各港口海運到大連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經西伯利亞鐵路運輸?shù)蕉韲蜌W洲。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80%的輸俄華茶都是經鐵路運輸。中俄茶葉貿易量雖再度增長，但中國領土主權遭到破壞，外緣依附屬性進一步加深。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直至日本侵華戰(zhàn)爭爆發(fā)，中蘇茶路斷絕。

與“絲綢之路”開通與發(fā)展的歷程不同，中俄茶葉之路自誕生起就伴隨經濟全球化的發(fā)生發(fā)展，并受其影響，以全球史的眼光重新探究中俄茶路的變遷歷程，可看出其大體遵循經濟全球化的運行軌跡，同時也反映了國際格局、國家間力量對比的變化。進入21世紀后，雙邊、多邊組織的建立，國際合作理念的實施等，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為發(fā)展中國家的崛起提供了良機，茶葉亦成為亞洲區(qū)域經濟的新紐帶之一。

（作者：李靈玢，系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李靈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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